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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伊斯蘭教
                        時間:2014-08-25 | 來源:《中國穆斯林》 | 作者:

                          在中國歷史上,伊斯蘭教曾被稱作“大食法”、“天方教”、“清凈教”、“清真教”、“回教”等。至今,港、澳、臺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仍然將其稱為“回教”。1956年6月2日,國務院為尊重各族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專門發布了《關于伊斯蘭教名稱的通知》,從此,中國大陸普遍接受和使用“伊斯蘭教”這一名稱。

                          中國的穆斯林民族

                          在中國,有10個少數民族普遍信仰伊斯蘭教,他們是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此外,在蒙古族、藏族、傣族、白族等民族中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蘭教,但其數量極少。截至目前,我國穆斯林的總人口約2,1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1.64%,中國各族穆斯林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各族穆斯林將伊斯蘭教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構建了豐富多彩的中國伊斯蘭教文化體系。同樣,中國伊斯蘭教是世界伊斯蘭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

                          中國人民與阿拉伯人民之間有著古老而悠久的傳統友誼。早在公元前2世紀,我國漢代張騫通使西域,就打開了中西交通的商道。在中西友好交往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西北地區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東南沿海地區的“香料之路”,絲路花雨霏霏,香路芬芳漫漫,不斷交流著中國與阿拉伯的古老文明,而伊斯蘭教入華就是這種友好交流的結晶。

                          內地與新疆的伊斯蘭教

                          中國伊斯蘭教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系統:內地伊斯蘭教系統和新疆地區伊斯蘭教系統。

                          內地伊斯蘭教的最早傳入時間,大致在中國唐朝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這是以永徽二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遣使來華作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標志。伴隨著元朝的建立,來自阿拉伯、中亞、波斯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遍及全中國,伊斯蘭教遂在華獲得大規模傳播與發展。元末至明中葉以前,由于伊斯蘭教的不斷發展,在中國內地逐漸形成一個以其為紐帶的新民族——回回民族。甘肅、青海等地的東鄉、撒拉、保安等族的先民,基本上也是元代從中亞地區遷徒而來的穆斯林,或是元代歸信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與回族先民的情況近似。

                          新疆地區伊斯蘭教的傳入時間,是在公元10世紀末及11世紀初喀喇汗王朝時期。它首先由喀喇汗王朝入喀什噶爾,繼而入葉爾羌、和闐。從公元12世紀到公元13世紀初,伊斯蘭教逐漸從喀什、和闐地區向阿克蘇、庫車等地發展,從吉木薩爾到喀什噶爾的大片土地,已成為伊斯蘭教區域。公元13、14世紀,烏魯木齊、吐魯番、喀喇火州及附近的一些地方,穆斯林已同景教徒雜居。公元15世紀初,火州王子歸信伊斯蘭教。公元15世紀30年代,統治哈密的蒙古族王改信伊斯蘭教。公元15世紀后期,吐魯番王室歸信伊斯蘭教。公元16世紀初,哈密統治者歸信伊斯蘭教。據史書記載,明代,新疆天山南北各城皆有伊斯蘭教流傳。清初,南疆已盡為穆斯林的天下,時名之為“回部”;北疆雖也有不少穆斯林,但主要為準噶爾部所統治,時稱“準部”。公元18世紀,乾隆平定準部,設郡縣,屯戌兵,移回部于北路,于是伊斯蘭教的勢力在新疆北部得到發展和鞏固。從公元10世紀末到公元18世紀,伊斯蘭教在新疆的傳播和發展,大約經歷了七八百年的時間,終于被維吾爾等民族的廣大群眾所接受。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特點

                          第一,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海路,一條是陸路。唐、宋時期的早期傳入,以海路為主;元代的大規模傳入及新疆地區的傳入,則基本上通過陸路。

                          第二,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和平方式為主。這種和平方式主要表現在:1.將伊斯蘭教帶入中國的,主要是唐、宋時期的穆斯林商人和元代東來的穆斯林移民。數以萬計的穆斯林在中國的永久定居和世代繁衍,促成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繁盛。2.伊斯蘭教的強大同化力,使大量蒙古人、唐兀人、漢人及新疆回紇(維吾爾)等族人的后裔改變宗教信仰,促成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

                          第三,伊斯蘭教是逐漸傳入中國的。新疆地區從10世紀至18世紀,內地從7世紀至14世紀,都經歷了大約七八百年的漫長歲月,其傳播速度相當緩慢。只是在蒙古貴族西征和東來建立元王朝以后,伊斯蘭教在中國才有了一個較大規模的傳入和普遍、迅速的發展。這緩慢的傳播速度,與那些由于軍事上被征服而紛紛皈依伊斯蘭教的國家,是明顯不同的。

                          中國的清真寺

                          清真寺不僅是中國穆斯林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而且也是他們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場所。事實上,每個清真寺都將周圍的穆斯林自然地組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地區性的宗教和民政組織單位,這就是所謂的教坊。在中國,有一座清真寺,就有一個教坊。清真寺在歷史上的職能是多方面的。

                          中國清真寺建筑可分為兩大體系:一類是以木結構為主的中國傳統建筑,充分體現了中國特有的傳統建筑風格和型制,如陜西西安化覺寺、北京東四清真寺和牛街禮拜寺、杭州鳳凰寺、揚州仙鶴寺、上海松江寺、濟南清真南大寺等;另一類為仿阿拉伯建筑,主要表現為阿拉伯和中亞的建筑形式和風格。這后一類清真寺又可以分為三種:1.中國早期清真古寺,如廣州懷圣寺光塔、泉州清凈寺等;2.當代新建清真寺,如寧夏銀川南關清真大寺等;3.新疆地區維吾爾等民族清真寺,如喀什艾提卡爾清真寺、吐魯番清真寺及蘇公塔等。此外,在西北和新疆地區,還有一些道堂和陵墓(麻札)建筑,其中也有清真寺。無論哪一類建筑的清真寺,都是中國與阿拉伯各國之間長期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目前,中國共有清真寺35000余座,遍布全國各地。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清真寺的建筑從形式到裝飾材料、衛生設施都達到了較高水平,為各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中國的伊斯蘭教教派

                          中國穆斯林絕大多數屬伊斯蘭教的正統派——遜尼派,承認四大哈里發艾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阿里都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佑之)的合法繼承人,尊稱他們是“四大配賢”。在教律教法方面,他們都遵行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的“買孜亥布”(教法),同時對正統派的另外三位伊瑪目,即馬立克、沙斐儀、伊本·罕百勒,也給予相當的尊重。在這樣一個大的前提下,即在中國遜尼派的內部,又存在兩類不同的教派:一類是重視教乘宗教功修,不搞道乘宗教功修的教派,包括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以及新疆維吾爾等民族的遜尼派、圣訓派(亦稱傳統派)等;另一類是注重道乘修持的蘇菲主義修道派,如西北地區回、東鄉、撒拉、保安族的哲赫林耶、嘎迪林耶、虎非耶、庫布林耶等四大門宦教派,新疆地區的哲赫林耶、嘎迪林耶、虎非耶、切司提耶、庫布林耶、蘇合瓦日迪耶、買吾里威耶、乃合西板底耶(伊瑪目蘭巴尼派)、伊斯拉米耶等門宦、伊禪教派。在這些大的教派下面,往往又有一些較大的支派,支派下又陸續分化出許多小的分支派別。

                          中國穆斯林也有什葉派,但其數目極少,而且都在新疆地區:喀什地區的塔吉克族及莎車縣一小部分維吾爾族有什葉派穆斯林。其中,塔吉克族穆斯林屬什葉派中的伊斯瑪儀派,莎車維吾爾族什葉派穆斯林屬十二伊瑪目派。

                          中國伊斯蘭教派的主要特點:1.中國伊斯蘭教的各種教派,追根溯源,絕大多數都是阿拉伯和中亞地區各種教派影響的結果。它們或是由外國傳教士傳入,或是由中國穆斯林從國外引進,而不是中國穆斯林獨創的。唯一由中國人獨創的教派是西道堂,有所謂“漢學派”之稱,但他們也強調遵循大伊瑪目哈乃斐學派的教法。2.中國伊斯蘭教的教派分化歷史不長,迄今不過300多年的時間:新疆地區的教派分化始于16世紀中葉,內地回回等民族的教派分化大約始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3.中國伊斯蘭教派的理論分歧不大。無論是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還是伊禪教派或門宦教派,都是遜尼派,都承認四大哈里發為正統,而且大都遵守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的教法。這就是說,在基本的教法學理論上,大家是大體一致的。他們之間的主要區別,既不是根本信仰的互異,也不是政治主張的不同,而主要是在宗教修持或具體宗教儀式上存在一些差別。4.在中國遜尼派中,遺留著一些什葉派的某些影響。5.中國伊斯蘭教各教派,不同程度地都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世俗生活中表現出了一種靈活的態度。但無論是哪個教派,他們在教義和教法上都仍然固守著伊斯蘭教的基本原則和傳統,用以表明“清真古教”的正統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各民族不同教派的穆斯林都能做到各行各得,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加強團結,共建祖國。舊中國那種鬧無原則教派糾紛、甚至相互廝殺的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中國穆斯林的杰出人物

                          中國各族穆斯林歷來就有愛國、愛教、愛民族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他們與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運,共同保衛祖國,建設家園,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歷史上,我國各族穆斯林中都涌現出過許許多多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理財家、航海家,如賽典赤·瞻思丁、瞻思、牙老瓦赤、札八兒火者、海瑞、鄭和、杜文秀、馬福祿、左寶貴、馬本齋、郭隆真、馬駿、黎·穆臺里甫、包爾漢、賽福鼎等等。在天文歷算學、回回炮與西域火炮、醫藥學、建筑學、造船與航海術等中國科技史方面,在文學、史學、語言學、哲學、宗教學、中國回回經學等社會科學史方面,在書畫藝術、工藝美術、戲曲、音樂、烹飪、武術等文化藝術史方面,在中國伊斯蘭教教育和中華民族教育史方面,中國各族穆斯林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中涌現出許許多多杰出的代表人物,以其光輝的業績和出色的成果,贏得全國人民的景仰,素為整個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和自豪。此外,廣大穆斯林群眾,則以創造性的勞動和無窮的智慧,使祖國的文化更加光輝燦爛、豐富多彩。

                          中國穆斯林與《古蘭經》

                          中國各族穆斯林的抄經歷史,起碼始于元代。迄今發現的一部元代《古蘭經》抄本,現存北京東四清真寺,抄經時間是伊斯蘭教歷718年6月,即元延佑五年(1318),至今已經整整687年了;抄經人是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麥德·伊本·阿卜杜拉赫曼。據說,近年在青海省又發現了一部《古蘭經》抄本,時間比東四寺抄本還要早。中國穆斯林抄經十分講究,抄本質量很高,既美觀又莊重,非常珍貴。清代宮廷中曾存有一部30冊《古蘭經》抄本,一色的黃綾皮面,寶藍紙版,經文全用瀝粉堆金的方法寫成,據說每一冊要用一兩千元的黃金。當代著名大阿訇、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希拉倫丁·陳廣元,近年來用中國毛筆手寫全部《古蘭經》文,并請回族穆斯林雕刻藝術家王鳳桐將其鐫刻在528塊石板上,現已告竣。人們可在修葺一新的東四清真寺內欣賞到這獨一無二的伊斯蘭教石刻珍品。

                          《古蘭經》在華的翻譯活動迄今已有300余年的歷史,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摘譯(抽譯)階段、選擇階段、通譯階段。

                          摘譯階段始于明末清初。當時一些回族穆斯林學者,如王岱輿、劉智、馬注等,出于宣傳伊斯蘭教的需要,陸續寫出一批漢文譯著,其中摘譯了一些《古蘭經》文,以“經云”的形式出現在文內,作為自己的基本論點或主要論據。這種以儒家術語和概念“纂輯真經,抽譯切要”的工作,拉開了漢譯《古蘭經》的序幕。

                          選譯階段大體可劃在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選譯一般分為音譯本、注釋本兩類。音譯本是將節選的經文進行音譯,用漢文拼寫阿拉伯語經文,形成漢文與阿拉伯文的對音形式。注釋本主要供初學者理解和記誦經文時用;在譯文和注釋中夾雜使用大量經堂語,甚至直接使用漢語對音文字,是這類選譯本的特點。著名的選譯本有:楊仲明阿訇的《亥貼譯音》、《亥貼注解》,馬聯元阿訇的《孩聽譯解》,楊品三編譯、陳廣元校訂的《古蘭經分類選譯》等。

                          最早致力于《古蘭經》漢文通譯工作的,是清代云南回族著名經學大師馬德新(復初)。他在19世紀后半葉開始漢譯《寶命真經直解》20卷,可惜大業未成即慘遭殺害;后來他所譯的大部分經文毀于火災,僅存5卷。1927年12月,上海中國回教學會曾印行過此5卷本,其藏本至今尚存。最先完成《古蘭經》漢文通譯工作的是位漢族學者李鐵錚。他根據坂田健一的日文譯本,并參照路德維爾的英文譯本,在1927年譯成一部《可蘭經》并于北京出版。此后又有姬覺彌組織李虞宸、薛子明、樊抗甫等幾位阿訇,參照英文克孜文、哈薩克文的《古蘭經》譯本。其中,維吾爾文譯本也分為選譯本和通譯本兩種,著名的維吾爾文譯本有:玉素甫大毛拉譯注的選譯本《古蘭經譯注》;謝木西丁大毛拉譯注的《古蘭經注釋》;大毛拉木汗買提·澤爾甫哈吉1955年譯注的《古蘭經譯注》;伊犁沙比提大毛拉翻譯的《至理名言》;1986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買買提·賽來譯注的《古蘭經》維文版。這些譯本,特別是買買提賽來譯本,維吾爾文與阿拉伯文對照,用維吾爾文加以注釋,譯文流暢、忠實、典雅,釋文簡明、扼要、準確,不僅受到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歡迎與信賴,而且蜚聲于阿拉伯世界,為中國穆斯林爭得了榮譽。

                          中國的伊斯蘭教教育

                          中國伊斯蘭經學教育由來久矣。它伴隨著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入、傳播、發展而出現。最初它以父子授受、口耳相傳的形式,完成著伊斯蘭教在中國薪火傳續的使命。公元10世紀上半葉,我國天山南部喀喇汗朝維吾爾穆斯林社區,即已出現了頗具規模的經學院——薩吉耶麥德里斯。作為喀喇汗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和最高學府,薩吉耶經學院為汗國各地區培養了大批各類人材,享譽中亞。此后,喀喇汗朝、葉爾羌(今莎車)汗國期間陸續創辦了一批經學院,如喀什的哈米德耶經學院、馬合木德耶經學院、麥蘇德耶經學院、罕力克經學院、阿克經學院、米爾咱·海答爾經學院,葉爾羌的賽義德經學院、額什丁經學院、加航經學院等等。這批經學院的創建,保證了10世紀以后直至近代維吾爾地區伊斯蘭文化的傳播與普及。

                          公元16世紀中葉,回族地區經學教育也開始從父子授受、口耳相傳向組織化、體系化轉變。陜西咸陽胡登洲“慨然以發明正道為已任”,將伊斯蘭教傳統上以清真寺為中心的教學形式與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相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的回族地區經堂教育體系。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學,是中國伊斯蘭教的一種宗教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在清真寺內進行,由阿訇招收學員若干名,傳習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和功課,用以培養適應中國穆斯林社會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經堂教育在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上,在中國回族史上,都曾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源于阿拉伯的早期伊斯蘭教育,又帶有中國的風格和特色,為伊斯蘭教在中國廣大地區的傳播、鞏固、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王寬、張子文、達浦生、馬松亭等大阿訇為代表的一批教內先達,為改變穆民積貧積弱積愚的落后面貌,使伊斯蘭教跟上時代,銳意興學,倡辦新式伊斯蘭教教育,創辦了西北公學、成達師范學校、新月女子中學、云南明德中學、杭州穆興中學、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四川萬縣伊斯蘭師范學校、寧夏省立云亭師范學校等一批新式學校,發起了近代中國穆斯林“第一次自學發動的文化運動”。這一創舉為以后在中國普及回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質,起了先鋒作用。新中國成立后至今,先后創建的中國伊斯蘭經學院及新疆、寧夏、沈陽、蘭州、青海、鄭州、昆明、北京、河北等10所伊斯蘭經學院,使中國伊斯蘭教經學教育從舊式經堂教育發展成為新式經院教育,為培養新一代德才兼備的伊斯蘭教事業的接班人做出了新貢獻。

                          中國的伊斯蘭教團體組織

                          中國伊斯蘭教團體組織始于近現代。早期成立的伊斯蘭教組織大多從事民族教育,興辦慈善事業,出版報刊雜志等。其中較著名的有:成立于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抗戰勝利后,該會遷往臺灣,更名為中國回教協會;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回教學會”,白壽彝教授等在桂林創辦的“中國回教文化學會”等。這些組織為推動中國伊斯蘭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團結各族穆斯林,都做出過積極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這些組織均已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先后停止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1953年5月1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統一的全國性的伊斯蘭教組織。此后,隨著伊斯蘭教務工作和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30個省和數以百計的巿、縣伊斯蘭教協會。這些協會為人民政府與各族穆斯林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極大地促進了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協調發展。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宗旨主要是:協助政府宣傳貫徹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全國各民族穆斯林的合法權益,發揚橋梁作用;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發揚伊斯蘭教的基本精神和優良傳統;獨立自主自辦教務,舉辦各項伊斯蘭事業;積極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動各民族穆斯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構建和諧社會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努力;維護宗教和睦,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并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

                          2001年4月23日,在國家宗教事務局的關心與指導下,作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專設組織,成立了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導委員會。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員若干人;執行秘書一人,下設秘書組協助委員會開展日常工作。這是新時期中國伊斯蘭教界的一件大事,對中國伊斯蘭教事業的順利、健康發展,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保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順利實施和實現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產生積極重大的影響。

                          中國伊斯蘭教的教務活動

                          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導委員會成立后,立即組織力量進行“解經”工作和編寫《新編臥爾茲演講集》,為維護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和促進中國伊斯蘭教的健康發展,努力挖掘和弘揚伊斯蘭教教義、道德和文化中有利于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和健康文明的內容,對伊斯蘭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從伊斯蘭教教義教規的角度,有針對性地對在新疆地區流傳的歪理邪說進行批駁,旗幟鮮明地反對“三股勢力”,積極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收到了明顯的積極效果。這就是新時期中國伊斯蘭教界的“解經”工作?!缎戮幣P爾茲演講集》第一輯,共有文章12篇,內容包括: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做一個虔誠敬畏的穆斯林;什么是“吉哈德”,如何正確認識“吉哈德”;穆斯林應與非穆斯林和睦相處;信仰自由,寬以待人;伊斯蘭教的拜功;伊斯蘭教的朝覲功課;尊重婦女,保護婦女;孝敬父母是穆斯林的天職;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天職;吸毒販毒,禍國殃民;拒毒反毒,穆民職責;勸善戒惡,伸張正義等。2001年8月14日,在烏魯木齊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式,并向全國各地發行。這一舉措在新疆乃至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效地抵制了分裂主義分子和極端勢力利用宗教散布的各種歪理邪說,起到了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祖國統一的積極效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了貢獻。此后,又于2003年9月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了“解經”與講“新臥爾茲”經驗交流會,在會上還舉行了《新編臥爾茲演講集》(第二輯)贈書儀式,通過新疆伊協向新疆穆斯林贈送維文版10萬冊、漢文版2萬冊,并發行于全國各地。2006年2月,《新編臥爾茲演講集》(第三輯)已出版發行。

                          中國穆斯林的朝覲活動

                          朝覲是伊斯蘭教“五功”之一,每年的伊斯蘭教歷12月9日至12日在沙特阿拉伯麥加圣地舉行。按照伊斯蘭教教義規定,凡身體健康且有經濟能力的穆斯林男女,在旅途安全的情況下,都有為安拉朝覲天房的義務。因此,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到麥加朝覲。中國歷史上就有穆斯林赴麥加朝覲的記錄,但是限于種種原因,朝覲的哈吉數量極少。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從1955年開始組織中國各族穆斯林朝覲團赴麥加朝覲,除“文革”十年期間被迫停止外,至2006年共組織朝覲團38批,計54936人次。在歷年中國穆斯林朝覲團中,成員包括我國10個穆斯林民族,其中有德高望重的知名阿訇、毛拉和伊斯蘭教學者,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族各界穆斯林群眾。在朝覲過程中,他們嚴格遵守和履行各項宗教儀式,圓滿地完成了朝覲功課;其中還有部分哈吉榮幸地參加了洗天房的盛典,并在完成朝覲功課以后,廣泛接觸各國穆斯林的各界人士,加深了中國穆斯林與全世界穆斯林的相互了解與傳統友誼。

                          如今,中國各族穆斯林正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為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建設事業,為促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祖國統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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